本文旨在关联斯蒂格勒对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反思与他在数字技术设计上的实践主张。斯蒂格勒的外在化（exosomatization）理论指向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概念，它采用的不是类比范式（将生物体和机器进行比较，如控制论，或者将思想和计算进行比较，如认知论），而是器官学（organological）范式，研究物质和技术支持的演变如何影响和改变心理、认知能力（直觉、记忆、理解、想象力、感性、理性等）以及知识的构成。这种新的理论范式可以延伸出一种充分考虑到数字技术的社会作用及其对心理、完美体育认知或思维能力的影响的发展蓝图。
科技公司巨头遵循新自由主义特有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即利用各种灾难造成的心理冲击对社会实施经济改革，从而使公共权力服从市场规则。在新冠流行时期，这体现为“技术解决主义”，即强加给人们“智能”工业系统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不需要对这些系统的运作进行集体审议，这些系统大部分是“封闭的技术对象”，完全自动化，人们无法理解。这种算法系统为数据经济服务，而数据经济往往是“封闭经济（shut-in economy）”，这种经济完全基于数字化平台的按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s）消费，此中，平台形式决定了个人要为海外公司付出无形、不稳定的劳动，这在传统工作本身越来越倾向于自动化的背景下，不利于本地经济活动的发展。
斯蒂格勒(Stiegler 2016)认为，这样的技术经济模型无法保证偿付能力：越来越多的工作逐渐自动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这危及消费主义模型、最终威胁到数据经济本身，因为数据经济就是主要基于消费的。此外，实时收集和算法处理海量数据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效应加速了生态灾难。而注意力经济也使人和社会失去个性：大多数应用程序都试图诱导用户上瘾，威胁其认知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勒在人生的最后呼吁反思当下的经济和技术模式(Stiegler 2020a)。他认为，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则，规划数字技术的新发展，防止其滥用数据、破坏注意力，而更加支持泛个性化（transindividuation）和知识生产。为了理解、发展斯蒂格勒的主张，本文将首先尝试明确当前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则，阐明其问题在于将软件和硬件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前提，而导致头脑和计算机之间的错误类比。乔治·康吉莱姆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著作为理解心智、大脑和技术支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关注技术人工制品对心理和思维功能的影响。采用这种视角，就意味着我们要考虑斯蒂格勒所说的知识的外在化（exosomatization）过程，即记忆和其他“心理”或“认知”功能外化为物质支持，构成人类社会中知识的保存、构成和进化(Stiegler 2017)。最后，本文提出当代社会知识的数字外在化问题：根据斯蒂格勒的说法，现阶段的外在化指向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的新发展方向，这种设想既注重自动计算和算法性能，也要求技术支持集体智慧和抽象活动。
斯蒂格勒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和计算认知主义的统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市场作为信息系统的概念和民主作为自由信息空间的概念是哈耶克和赫伯特·西蒙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起源，两者都基于一个有问题的“可计算”信息概念，这个概念将“所有现实变为可计算性”（Stiegler 2020, p.73）。
哈耶克和赫伯特·西蒙因经济学成就而著名，但同时，他们还是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新自由主义学说在1970年代通过二人得到显著发展。二人在经济和社会理论中用信息理论来解释与认知相关的心理活动。哈耶克提出了将心智作为分类系统的概念，使得将感官刺激（或对象）与精神状态（或类别）联系起来成为可能（Hayek 1952）；在这个意义上，他预见了随后认知科学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t）的心智概念。西蒙试图解释从感知到决策的心理过程，他的思路是先确定简单的几条信息处理基本机制，将这些机制结合起来，就使得执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成为可能，这些任务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中建模，即“人工智能”（Simon 1979）。随后出现的信息和注意力经济及其延伸出的认知资本主义和数据经济，因此似乎是基于心理和行为的“信息”或“计算”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在这个时代特有的科学和技术发现的基础上发展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信息的概念刚刚出现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特别是正在全面扩张的计算机科学和信息论的发展。朗高（G. Longo）认为，这种信息概念的特点是，它既不依赖编码，也不依赖媒介：“这个古老的发明，在1936年被图灵以革命性的方式正式化，而后对香农来说至关重要，它使我们能够把软件与硬件区分开来，并提出一个不必考虑物质支持和计算实践的无数可能性的关于编程或传输的自主理论”(Longo 2016, p.1)。
然而，这种信息与支持或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区别有着负面影响。在认知心理学中，它被用来思考思想和大脑之间的关系——头脑是一个落实到大脑的物质支持(硬件)的信息过程（软件） (Triclot 2004)。尽管最早的理论计算机科学家、信息理论家或控制论者都没有坚持过这样的主张，但认知科学起源的认知范式确实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思想和大脑之间存在的关系与软件和硬件或程序和机器之间的关系相同。
从那时起，认知过程被描述为基本符号中的逻辑运算，思维由此被看作一种可以在迥异的机器中执行的计算程序，载体可以是计算机，也可以是大脑。许多超人类主义的神话都源于这个想法。例如人工智能的神话：机器可以思考并且可以人工复制“思想”，或者将思想下载到电子媒体上，并在个体的生物死亡后保存下来(Kurzweil 2013). 这些主张基于隐含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在信息和支持、软件和硬件、思维和大脑之间），它建立在认知主义的思想概念上，将计算机的功能作为思想的一般模型，而计算机本身则成为客观的技术演化过程中的一环。
康吉莱姆认为，这种根据最新技术发明的模型思考思维“功能”的倾向提出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仅仅一项产生于具体历史条件的技术，凭何足以成为构思思想的一般模型？特别是，它的发明本身就预设了它应该解释的思想(Canguilhem 1952 , 1993 [1980])。换句话说，当模型声称要模拟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时，模型的价值是什么？事实上，这种以特定工具类比来理解思想或认知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认为认知或思想始终是身体与其工具之间的连接，是大脑与工具之间发生的过程，那么，我们不能假设工具本身构成了大脑、思想或认知的模型，因为这就将系统或过程（思想或认知）的一部分看作整个系统或过程的模型。康吉莱姆提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往往会让我们忘记计算机是技术外在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基于它发展出来的书写和计数系统的结构，无论是机械的、电子的还是数字的，都与生物体的有机结构没有关系，不能与它们相比。
斯蒂格勒断言，有必要在计算范式之外基于康吉莱姆的上述思考反思理论计算机科学，(Stiegler 2020, p.76)，他因此提出，应当思考生物有机体和人造器官的共同进化，也就是感觉、认知和心理功能以及人工制品的支持的共同进化。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转向器官学（organological）范式，即质疑技术设备和支持（外体器官）影响和转化心身有机体（内体器官）的方式，特别是它们的心理、智力、认知和思维功能——简而言之，这些功能使它们能够认识和思考，但也不可分割地使它们能够梦想和渴望。换句话说，挑战在于超越认知主义，不将技术设备视为心理装置的模型，而是将其视为心理和思维活动的转变。
正如生物功能通过自然环境的演变而转变一样，智力功能通过技术环境的演变而转变。技术设备对“心理”活动的这种改造，认知或思维能力与人工支持之间的这种共同进化，就是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心智（noesis）的外在化，根据他的说法，这需要“从外在化的角度重新考虑心智，它的能力和功能（Stiegler 2020, p.76）。因此，他坚持认为，认识或思考的能力不是一种普遍的和同质的能力，而是在技术设备的整个进化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多样化，这些技术设备为认识和思考提供条件，通过这些设备，心智的功能（如记忆、直觉、理解和想象）被外在化：“认识的功能因此被外在化所改变”（Stiegler 2017, p.81）。
1945 年，数学家兼生物学家洛特卡(Lotka 1945)首次使用了外在化的概念。他认为，“记录方法”使人类能够通过将知识存储在大脑之外来积累知识，他称之为“外体”器官，也就是位于生物有机体外部的技术器官（p.192）。
卡尔·波普尔(Popper 1972)在认识论领域讨论人工记忆的作用，他认为，记忆载体的进化实现了记忆和知识的“外体”或“超个人”进化，因此，知识应当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技术活动，需要外体记忆（即把符号铭刻在人工制品上）。而后在神经科学领域，让-皮埃尔·尚热接受了这一概念（Changeux 1997），提出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要与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相结合，才能理解人类知识的传播和构成。
同一时期，人类学家杰克·古迪(Goody 1977)创造了“智力技术（intellectual technologies）”的概念，强调记录对思想的影响：书面铭文不仅发挥着记录的功能，而且使人们能够进一步抽象、分析和逻辑，形成理性思维；而逻辑不是认知主体的普遍属性，而是在字母书写系统这个前提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思想。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沃尔特·翁 (Walter Ong, 1982)研究了注音文本（和其他“单词技术”）在意识重构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写作活动中典型的没有听众和脱离生活语境，如何导致新的“心理”能力的发展，例如“虚构”、“谨慎”和“内省”（第 101-3 页）。
神经科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大脑的结构与语言和写作等智力活动之间的相关性：不同的语言和写作系统需要不同的神经连接，因此，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使得神经系统也拥有了多样性（Wolf 2008）。近年的哲学研究关注其前提，即大脑的可塑性：大脑和人工制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思想活动本身的起源（Malabou 2005; Bates and Bassiri 2016）。
在上述期间，即1970 年代到2010 年代，认知科学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主导该领域的计算范式已经逐渐被外部主义范式所批判和取代，后者提出了一种体现的、处境的和扩展的认知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思想不在大脑甚至身体里，而是扩展到整个环境，甚至技术人工制品，它们参与认知过程并作为认知延伸发挥作用（Clark and Chalmers 1998）。从这个角度来看，计算机不再是思维模型，而是一个更全球化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正如贝特森所论证的那样，始终包括人类及其环境（Bateson 1972）。
由上所述，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众多领域的研究重心不是人工智能或思维机器的问题，而是体外记忆和智力技术的问题。在信息、通信和计算技术不断改进的同时，一种新的思维概念也在出现：心理、认知和理智功能总是受到人造或外体器官的制约，他们的实践改变了大脑的组织和“心理”能力。根据这个观点，知识不能还原为认知；相反，斯蒂格勒坚持认为知识存在于以人工制品为基础、通过外化和内化的双重过程而联系起来的大脑，其中“精神”内容被外化，符号内容则被内化，这一过程始终是心理的、技术的和集体的(Stiegler 2014, p. 21)。这样的过程不是仅仅传递信息，因为通过心理内化的过程，先前已经通过技术外化的内容得到解释，在当次沟通中获得独一无二的含义。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或不仅）用这些信息内容进行计算，我们必须回报将它交给我们的人，而传递的过程即是保证内容发挥其作用、将其外体化和加强不可能性”（p 89)。通过这种包含情感活动的跨个体的回路（而不仅仅是反馈回路），知识以技术支持为媒介，形成代际循环。借此，知识通过单一的解释和表达而转变和多样化，因而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不断发展、分叉。由于这种不断发展和分叉的维度开启了不可能的发明，知识不能被简化为计算信息过程。
基于上述原理，斯蒂格勒坚持认为，必须探索数字技术新的发展方向，使它们成为集体知识过程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处理数据、传输信息或吸引注意力的设备。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网状人工智能（reticul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机器往往瓦解智力功能和认知能力(Stiegler 2017)，原因在于其过快的处理速度：当通过直觉接收数据被“数据采集界面格式化”时，理解的分析功能被“委托给算法”，想象力的投射功能被“自动化程序重新配置”，理性的解释功能被自动信息处理的速度缩短了（第 82 页）。此外，科技巨头的推荐算法也助长了同质化。
为了避免知识能力的解体和智慧生活的同质化或自动化，有必要设计、开发和试验新的数字和算法工具，使用户能够理解所获取的内容，并通过注释和审议的贡献平台共同分享和讨论他们的解释。数字技术恰恰包含了这种潜力，因为与书籍、电影或电视等文学或视听媒体相反，它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出版空间，并允许符号内容的接受者成为生产者，进行表达和辩论。
这种集体讨论需要与“索引、分类、注释、可视化、推荐、编辑和组队”相关的新型功能（Stiegler 2020: §94）：这些贡献功能都可以与算法数据处理相衔接，并催生出一种基于共享知识的社群型社交网络（Hui and Halpin, 2013; Stiegler 2014: 25）。在这样的框架中，“算法不再具有统计处理用户数据以预测其行为的功能，而是定性分析注释以识别解释的趋同或分歧”，并组织理性辩论，构成政治和科学活动、以及更普遍的智慧生活的基础。这些功能构成了斯蒂格勒所谓“解释学”或“建设性的”网络（Stiegler 2016：§70；2020：§94），将数字技术从大规模计算工具转变为对个人和集体的解释和个性化的支持，为异见和争论提供场所，因而具备“公共”空间的特征。
建设性研究的目的是将学术研究与当地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设计和试验新的数字工具、平台或社交网络，但各自适应单个的、当地居民的需求。通过这样的社会和技术研究项目，学术研究人员和参与的居民发展“技术多样性”，为“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y）”提供条件（Stiegler 2020: §22; §69）。这种方法的目标是发展一种“与技术的新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领土的居民不仅是技术系统的用户”，而且“基于实践和理论上的集体研究[这些系统]，这样[研究者-居民]就可以理解、规定、改造和实践数字技术”(§58)并参与他们的技术环境、同时也是精神生活环境的未来发展。
一个例子是2018 年到 2020 年进行的“建设性学习领域”，这个研究计划由斯蒂格勒2016 年在巴黎北部发起（Stiegler 2020：§47）。该项目面向电子产品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所引发的问题。该项目不仅邀请专家和家长在理论层面研究这个问题，也寻求利用智能设备，将其转化为新的教育实践。从长远来看，该项目的目标还包括让医生、护理人员和家长参与构思“疗愈的”数字工具和建设性社交网络的概念，使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通过建设性的教育实践在本地组织起来。事实上，屏幕对儿童心理发展的有害影响与他们的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有关：在这方面，数字化的本地平台可以帮助他们为孩子活动，以集体方式照顾他们。
如今，电子设备越来越无处不在，其带来的问题获得社会各界诸多主体的关注，此类贡献研究和设计项目也就可以在许多领域展开。因此，更加应当注重“器官学”观点的发展（包括对心身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技术机构和社会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跨学科领域与社会技术实验的衔接。数字硬件、软件和界面的根本性转变还需要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计划，它有潜力开辟一种超越当前基于认知和计算提取主义的数字资本主义之外的未来。
